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打破“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隐形壁垒，解决好为民营企业做好服务，特别是中小企业融不到资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当下则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比如中小企业的资产质量、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与结构转型、金融机构激励机制与业务构成的改善、所有制歧视以及信用文化不足、风险意识过低等等问题，意味着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要想高质量地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时间和政策的协同性。

　　11月9日，央视报道，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按照经济预期的信贷投资原理，谁是活跃的经济主体，谁能承担未来发展的经济主体，谁就应该获得更多的融资。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银行为主体，银行更多需要考虑客户存量资产以及资金能力，才能进行融资，于目前的经济发展而言，较为滞后。金融监管主管机构对市场发展做了预期展望，这也和货币当局所提出的改革“三支箭”方向一致，可以想象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在市场多样化、产品多样化会有更为积极的努力。当然就目前而言，郭树清指出，支持民营经济首先是要“稳”，首先要稳住预期，稳定融资，稳定信心。也就是说既要让市场看到未来的希望，有效处理存量的债务问题，也不能让市场错误认识将有大规模信贷刺激，会有大水漫灌。“稳”字当头，才能逐步有效促进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解决。

　　首先，缓解融资难题不能靠放松风险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贷标准。风险管控体系、审慎稳健的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机制，这些都是银行的专业操作。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力度的时候，银行就要更好地改进风险管理，这首先要更为稳健的操作。

　　其次，银行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需求不能搞简单化“一刀切”，这就需要尊重银行部门基于风险管控的自主经营权，增强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事实上，很多时候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要与自身质量有关。此外，银行机构对国有企业风险审查过松，不等于对民营企业过严，主要是国企与地方政府融资需求太多，对民企融资产生了挤出效应，降低国企融资需求，可能更有利于化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其三，当前民企信贷比例偏低，与前几年影子银行膨胀有关，导致民营企业主要依赖影子银行渠道融资，这避免了在宽松进程中给银行带来风险。现在，治理影子银行使得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与此同时他们的资产质量恶化，这个时候银行放贷必然会更加谨慎甄别，避免接管坏的资产。在一个高风险的市场环境里盲目提高融资的可得性，会产生逆向选择现象，即风险最高的企业更愿意寻求借款续命，同时也会产生道德风险，即健康的企业在获得资金后去从事投机性项目。

　　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以降低防范风险为代价，故而先“稳”住预期，而后有“改”，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个经济下行期，市场风险加大，也应该甄别到一些企业融资困难的市场合理性，是否“所有制歧视”或者其他非市场因素所致。必须把短期的市场特点和长期的机制缺陷结合起来看，避免“一刀切”。监管部门应该在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方面下功夫，调动信贷、债券、股权、理财、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资源。

　　应当说，杠杆率快速增长而投资效率逐渐降低的环境注定会产生风险并有市场出清的必要性。目前，我们在清理僵尸企业，控制地方融资平台以及降低国企杠杆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房地产盲目扩张带来的资产风险尚未完全化解。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经济周期调整的作用，为企业发展创建更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文章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