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社零）总额接近20万亿元，同比增长8.4%，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0.1%，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仍有不少市场分析人士对未来的消费增长持悲观态度，认为由于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下半年社零增速将显著回落。为此，日前召开的二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如何研判下一阶段的消费趋势？又如何用改革深挖消费潜力？本刊邀请了五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沈建光：

　　国内市场蕴含巨大消费潜力

　　近年来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而去年四季度至今，中国经济持续处于下行区间、波动也明显加大；消费疲软也逐渐成为市场的主要担忧之一，其表现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稳增长的效果。

　　6月社零增速超预期反弹录得9.8%并未改变上半年消费整体疲软的事实。以笔者的观察来看，今年以来内外部经济环境均有所变化，5月关税冲击也打击了国内市场信心，短期内消费可能仍将承压。首先，6月社零反弹主要与近期国五车辆促销清库带动汽车阶段性销售回暖相关，属于一次性冲击；而下半年汽车销售前景依然不乐观，依靠汽车支撑消费的可持续性存疑，7月前三周汽车厂家零售增速已重回负增长区间。其次，汽车以外，其他消费的表现也在变差。估算结果显示，剔除汽车部分的社零增速在过去两年中很少低于9%，二季度却出现了明显的走低迹象。再次，消费意愿降低之下，可选消费令人担忧。从一些指标可以观察到近期居民消费意愿的下降，如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意愿分项、人行公布的居民消费意愿比例近期表现不佳，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速也出现了背离，上半年可选消费表现总体疲软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中长期视角来看，消费增长也面临一些瓶颈。具体而言，一是中长期收入增速下行叠加外部冲击之下，消费者主动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当期消费，通过观察，去年至今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增速显著攀升。二是近期就业压力有所抬升，传导至收入端、信心端，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言而喻。三是持续调控之下，房地产市场降温，财富效应不再，而居民部门高负债率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

　　尽管如此，考虑到国内市场所蕴含巨大消费潜力，没有必要悲观。例如，2018年中国零售总额已经十分接近美国，以目前两国的增速水平来看，今明两年实现赶超已成定局；服务消费近年来增长迅速，当前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接近50%，但即便如此，相比发达国家，服务消费的提升空间依然很大。

　　需要指出，消费升级确实正在发生，且增长空间巨大。过去5年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支出占比均有提升，且品质化、高端化消费增长迅速。例如，根据统计，2018年中国全球奢侈品消费额同比增长7%至145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2%；京东618数据则显示，除生鲜类商品的明显增长外，中高档酒类、高级洗护、宠物用品、智能家电等高端、进口商品销量也同比大增。

　　同时，农村和县域的消费前景十分广阔。数据显示，近年来县城居民的网购消费增长迅速，活跃度已超过一二线城市。而农村消费潜力则更加巨大，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常年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必然引致农村的消费需求增加，估算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连年升高。此外，诸多“三农”优惠政策的实施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返乡或就近打工，近年来农民工选择就近打工的占比逐渐提升，人口条件也较为有利。

　　基于上述分析，发力消费升级与县域农村消费是当前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力、破除增长瓶颈的最佳路径。在此背景下，6月发改委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7月23日，发改委牵头26部门共同组建“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为推进消费升级提供顶层设计。

　　而7月政治局会议突出强调了“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未来农村消费方面可以期待更多积极政策和改革措施。例如，落实落细减税降费之外，加速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藏富于民，以增收促进消费；加快推进县乡各级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扫清县域居民消费的物理障碍，其中信息网络、电商物流等尤为重要、值得关注。

　　诸建芳：

　　中国或将赶超美国成为消费规

　　模最大的市场

　　从2018年二季度以来，社消和全国居民人民消费支出走势一致性加强，显示非居民部门消费并无明显变化。经验表明，每当非居民部门（政府和企业）消费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受到显著影响时，社消和居民消费走势便会出现背离。但是观察从去年Q2开始，居民消费和社消走势一致性加强，显示企业和政府部门消费并无明显变化。而从去年开始，受到信用紧缩和外部风险的冲击，政府和企业的消费均处于相对收缩的状态，尽管2019年开始有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却并没有看到企业和政府消费显著改善的情况。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企业部门减税对消费的积极效应还未显著释放；另外一个则是企业减税将促使财政支出紧缩即政府部门的消费会对应收紧，二者效应可能相互抵消。考虑到减税效应的时滞，我更倾向于认为减税效应对企业部门的积极效应还未释放。

　　2018年以来，我国已经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社保等领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与分税制改革以来各次税制税率调整不同的是，近两年税费政策偏重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增加收入提振需求，同时执行力度更强。两次增值税改革及配套措施、个税及专项扣除、社保降费两年间预计减税降费规模超两万亿元，且规模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对企业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影响也将逐步体现。根据财政收入、社消和制造业PMI的走势来看，两年间多次税制税率调整后，财政收入增速都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而在政策生效1到2个月后，社消增速都迎来了一个短期的回升（2018年6月~9月、2018年11月~2019年3月、2019年4月~6月）。值得一提的是，6月份财政收入和社消增速均有明显回升，可能的原因是减税降费提振了消费，税基得以进一步扩大。预计减税降费政策将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效应，且已经开始初步显现，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进一步显现。

　　理论上，消费=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收入是居民消费的硬约束，就业增加时，收入也会增加，消费量随之相应增加，对于消费的增加量可从边际消费倾向角度理解。凯恩斯认为，相对于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一般是滞后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而逐渐减少，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除收入提高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外，边际消费倾向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物价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人口年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名义GDP增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处于下行趋势，而消费是这一下降过程的一部分，且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逐步上升，与此同时消费增速相对于GDP增速预计下降得更慢，但长期仍然是呈下降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经济中，中国消费市场仍具潜力，将赶超美国成为规模最大的市场。商务部2018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从社消总额的规模看，我国稳居世界第二位且与美国零售与餐饮业销售额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美国消费市场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增速有所回升，趋稳在4%~5%左右，网上和其他非实体店的销售额增速维持在10%，只是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消费品与服务行业一直表现低迷，消费者服务行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两年来首次下跌，消费品行业增长率降至五年多来最低水平，可能为中国提供进一步追赶的空间。中国消费市场日趋成熟，社消与美国零售与餐饮业销售额市场在绝对规模上不断靠近，两者增速之差近年来不断缩小，可是贸易摩擦以来，增速之差又有扩大的趋势。当前全球处于消费下行周期，从数据看，中国可能比美国进入得更早，但当前整体下行幅度明显小于美国，增速相对美国更为平稳，也可能会更早走出这个周期。

　　潘向东:

　　从供给端刺激消费

　　衡量消费增速有三种指标：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019年上半年社零实际增速仅为6.7%，为有数据的2003年以来最低。二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速从2018年上半年的6.7%持续回落至2019年上半年的5.2%。三是最终消费支出增速。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下滑，导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同比拉动由2018年上半年的5.4%降至2019年上半年的3.8%。

　　三种指标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异，比如社会消费品零售不包含服务消费和虚拟消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既有实物消费也有服务消费，最终消费支出既有居民消费又有政府消费，是GDP支出法中三大需求之一，是最能反映GDP变化的指标。三种指标有重叠也有差异，将在下半年呈现出不同的走势。

　　第一，居民消费支出承压。2018年全年居民消费增速不差，但从2018下半年开始，居民消费增速逐渐下滑。在就业压力增加、居民对未来经济预期不佳、贸易摩擦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居民消费更加谨慎。融资环境改善但就业压力不减，居民消费承压。2019年社融、M1等指标从底部缓慢回升，加上增值税减税，企业部门流动性较2018年改善，但由于对经济形势预期不乐观，企业生产经营偏谨慎，将自身压力通过降薪裁员转移到居民部门。因此可以看到社融增速回升但PMI从业人员指数仍在下降，历史上这种情况下（如2008年与2012年），居民消费往往承压。同时，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中位数增速缓慢回升，并且两者差距明显缩小，但是由于居民对未来经济预期不佳，消费更加谨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或将持续下滑。

　　第二，最终消费支出增速可能下滑。最终消费支出由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组成。首先，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速走势基本一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速预计放缓。其次，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与财政收入增速走势一致，受个税改革、增值税减税影响，年初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较2018年放缓，同时，领导人强调接下来要进一步减税降费，因此下半年财政收入压力很大，预计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也将放缓。最终，下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速可能下滑。

　　第三，社零增速有望企稳。综合占比与波动率，汽车消费对下半年社零影响比较大。“低基数+信用扩张+刺激消费政策”，汽车消费增速可能逐渐筑底回升。虽然2019年二季度居民实际消费增速继续回落，但2019年6月社零实际增速从6.37%升至7.86%，名义增速从8.6%上升至9.8%，社零增速回升主要由汽车零售贡献，6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回落至50.4%，汽车零售额增速从2.1%大幅回升至17.2%，边际上大约拉升社零名义增速1.5个百分点。诚然，6月汽车零售好、去库存快，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六标准在7月1日正式实施。6月汽车零售端的显著改善不具有可持续性，但下半年汽车消费增速有望逐渐回升：第一，下半年汽车消费面临低基数。第二，只要货币政策宽松的逻辑没被破坏，汽车消费存在支撑。第三，外需放缓已成趋势，中国加快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可能会加速出台，例如放松汽车限购、增加车牌增量指标等刺激消费措施。

　　另外，由于下半年流动性仍较为宽松，且会继续降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社会集团消费可能继续改善，从而支撑社零增速企稳。不过，社会集团消费一般属于中间品投入或固定资产投入，在GDP核算中不算成消费。

　　整体而言，在汽车消费增速逐渐筑底回升及社会集团消费支撑下，社零消费增速可能平稳，但受经济预期不佳影响，最为重要的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仍可能继续承压。需求管理政策的刺激消费只是使居民消费前移，而且受消费边际效用递减约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消费。我国不缺乏高质量需求，但缺乏高质量供给，应该通过供给侧改革，提供优质产品、制度供给，破除中产阶级消费升级约束，从供给端刺激消费。

　　李奇霖：

　　政策落实对消费有正向推动作用

　　今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7.2%，此后连续两个月快速上升，5月和6月的增速分别达到了8.6%和9.8%。如此力度的反弹，是否意味着消费回暖超预期、增速已经见底了呢？

　　为了预判趋势，先对5月和6月的社消增速回暖做个分析。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回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五一”假期错位的影响，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4月节日少一天，而5月节日多一天，这会对5月的消费增速有正向提振。如果将4月和5月作为整体来考虑，同比增速为7.9%，较3月增速8.7%是继续放缓的。

　　而6月社消增速回暖，主要是因为汽车促销。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5个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行业的增速，除粮油和食品、饮料、中西药品、通讯器材四个行业外，其余11个消费品行业的6月增速都较5月回升。

　　尽管如此，如果剔除掉汽车促销的影响，6月社消增速是进一步回落的。15个有批零增速数据的行业中，汽车类的增速提高幅度最大，从2.1%增加到17.2%，按2018年限额以上汽车类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3%计算，6月汽车类零售增速回升对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影响是1.7个百分点，而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比5月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我认为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的中枢，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一是根据领先指标判断。春节消费是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很好领先指标，2011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速，变化趋势和当年的春节消费增速一致，而且在同一年中前者一直低于后者。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黄金周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8.5%，和去年同期的增速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这也是2005年有统计以来首次跌至个位。按照相同的下滑幅度推算，今年全年的社消增速可能在7.3%左右。

　　二是汽车销售已经透支，预计下半年社消口径的汽车类零售增速将放缓。历史上看，中汽协口径的汽车销量同比和统计局口径社会消费品中的汽车类零售增速基本同步。但今年2季度两者持续分化，在6月体现得尤为明显，前者增速为-9.6%，而后者高达17.2%，两个不同口径汽车销量增速指标的缺口达到了26.8%。

　　两者的分化，源于部分省市提前实施“国六标准”。根据统计，这些提前实施“国六标准”的地区，2018年乘用车销量占全国的比重在65%左右。由于销售不景气，经销商“国五标准”汽车库存积压，在7月1日正式执行“国六标准”前加大了促销力度，部门经销商甚至以五折、六折的价格促销。

　　从上述两个口径的汽车销售口径中也可以看出。统计局口径统计的是汽车零售端数据，而中汽协口径的销量，统计的是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数据，偏向于出厂和批发。零售数据大幅好于批发数据，意味着经销商在二季度需求被透支后，并不看好未来的零售，7月高频数据显示汽车销售已经在转弱。由于汽车类是社会消费品零售中最大的分项，它的增速放缓对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有拖累。

　　未来消费能否出现明显改善，将取决于以下两个政策的落实情况。如果政策得到很好落实，将在边际上对消费有正向推动。

　　第一，坚持“房住不炒”。近年居民消费增速放缓，和居民杠杆率上升有较大关系，央行报告显示居民杠杆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放缓0.3%。住房抵押贷款是居民杠杆的最重要组成，7月政治局会议重申“房住不炒”，同时还明确“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这将有助于居民对房价形成良性预期，减少投机性和恐慌性的购房需求，遏制居民杠杆率上升的节奏。

　　第二，扩大消费稳内需。从7月政治局会议看，扩大消费是稳内需的重点。一是“有效启动农村市场”，预计会加快落实扶贫工作，提高贫困人口的购买力等。二是“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这种提法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出现，我认为“改革办法”可能指的是提高实际购买力，包括个人所得税减免、坚持“房住不炒”等。

　　谭卓：

　　消费有望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

　　更大贡献

　　我认为下半年我国社零和最终消费支出仍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首先，即便剔除短期因素，6月社零同比增速达9.8%，较前值显著提升1.3个百分点，大幅超出市场预期，仍呈向好势头。从结构上看，6月社零反弹主要由汽车销售反弹贡献，原因在于汽车排放新旧标准切换和新能源汽车补贴过渡期结束均发生在6月末。但即便剔除汽车销售的提振，6月社零增速仍将达到8.6%，与5月持平，是去年10月以来的次好水平。而汽车消费鼓励政策、当前经销商的低库存以及去年同期的低基数，都指向汽车销售增速有望在下半年筑底回升。

　　其次，减税降费红利持续释放有助于消费企稳。今年以来我国个税收入同比持续负增长，5月以来增值税收入同比增速开始下滑，都指向2万亿元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一方面，减税降费有利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增长，从而提振消费；另一方面，减税降费下部分商品将下调，将对消费形成刺激。今年企业增值税减免、社保费率下调分别从4月、5月开始施行，因此下半年减税降费红利将会持续释放，助力消费增长。

　　再次，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有望减弱。房地产价格上升将对居民消费产生“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双重影响。随着房价和居民杠杆的不断攀升，目前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一方面，房价上升增加了居民杠杆，降低了可支配收入，继而减少了消费支出；另一方面，上升的房价意味着更高的首付金额，因此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动机，进而导致消费支出被再次压缩。尽管房地产调控趋严使得商品房销售趋缓，拖累家电、家具、装潢等房地产相关消费的增长，但同时也将减弱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促进居民消费增长。而且，2018年房企在“抢开工”的高周转模式下积累的大量在建项目，随着交房期的临近将陆续竣工，有望在下半年对地产相关消费形成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社零增速变化并不能完全反映消费增长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最终消费支出不同，社零仅统计了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餐饮部分，但还有诸多服务消费未在社零的统计之中，因此社零增速并不等同于消费增速。从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来看，食品、衣着等商品消费占比较高的消费品类增速较低，而服务消费占比较高的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增速则较高，反映出伴随着消费升级，近年来服务消费已成为消费的主要增长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已接近50%。因此，简单以社零衡量消费，大概率将低估我国消费的增长。

　　从长周期的角度，消费升级是长期趋势。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恩格尔系数的下行，居民用于必选消费的支出占比逐渐下降，用于可选消费的支出正逐渐增加。尽管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升，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仍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具备较大增长空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依旧较高，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仍然很大，未来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压舱石”的地位将日益凸显。

　　综上所述，在消费升级大背景下，我国消费仍有较强增长动力。下半年，随着减税降费红利释放和房地产对消费挤出效应的弱化，消费增长仍有较强支撑。虽然7月社零增速大概率将回落，但随着下半年汽车销售逐渐回暖，社零有望维持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尽管政府消费支出由于收入放缓将承压，但受服务消费的推动，最终消费增速大概率要比社零增速更高，有望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